馬云、柳傳志：“大”企業家的社會抉擇

馬云、柳傳志：“大”企業家的社會抉擇
柳傳志的“在商言商”論之后，另一位企業*又被推到了風口浪尖。這次是本就充滿爭議的馬云。

似乎是為了驗證柳傳志觀點的正確性，馬云對《南華早報》記者的言論，引發了一場持續多日的口誅筆伐，致其公眾形象再次下降。

看到這則新聞之后，我馬上想到了某年西湖邊，我與杭州一位企業家的對話。那一次，我原定的話題是“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”。他說這個話題沒什么可討論的，從改革開放開始，就是“政府吃肉，民企喝湯”，當下民企的窘境不是什么新鮮事。所以，我們很快跳過“在商言商”，談的全部是政治。

這位企業家擁有不下一間上市公司，且正處當打之年，但近年來多在游山玩水，喝茶念經，有點不務正業。我說怎么不加把勁把企業做大點呢?好像中國的民營企業做到10個億銷售額就到了天花板。

他的回答我印象深刻，“做那么大干嘛，又辛苦，又危險”。然后就很自然聊到同在杭州的馬云，“他那么累，有什么意思呢?”

想想也確實是這么回事。民營企業處于完全競爭市場環境，即便殺出一條血路出來，回頭望去，這個市場也已從藍海染成紅海。如果想更進一步，必須往上游走，但這些年向往上游的企業家，基本都沒什么好下場。

馬云由電商而做大支付寶，進而趟進金融業的渾水，其危險性不言而喻。和上述企業家對話之后幾個月，馬云表態說，支付寶隨時可以獻給國家，聽到這個消息，我只能會心一笑。在國家面前，企業家如馬云、柳傳志們除了俯首帖耳，沒有什么選擇的余地。馬化騰的微信再牛，遇到運營商的反彈也不得不謙卑以對。

不過，公眾不會這么看。首先，柳、馬這樣的人，恐怕都是有原罪的;其次，所謂的在商言商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柳做過黨代表、人大代表;馬云雖不參政議政，但進入政策密集型行業，政治會追著你。再者，你能力越大，責任就越大。

應該說，這二位的表現，比我那個“逍遙派”的朋友好。據說重慶事件后，柳曾經接受內參采訪，批評重慶。其后來在《財經》雜志上的發言，也并非只有“企業家軟弱”，而是強烈批評重慶模式，公開支持政改。而馬云大力支持壹基金發展，且自身的社會責任體系在國內*，對公益事業出力頗多。

只不過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歷史走到2013年，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都對企業家的社會責任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市場層面，柳、馬二人的成功，是踩到了90年代的計算機熱和21世紀初的互聯網熱，這在當時都是新興產業，管制相對較少，二人才能脫穎而出。同一時期的傳統行業，利益早已固化，沒了活力。可如今，互聯網也有這個趨勢。

這些年，中國網站在Alexa的整體排名，是在逐年下降，這個行業的活力也在降低。移動互聯網熱了這么多年，也不見有什么新貴，門檻在那了。說新人不努力不*恐怕不客觀，而是巨頭已經站好位了，也不復野蠻生長的自由空間——光一個ICP備案就足夠說明問題了。

也正是因為這樣的背景，馬云在支付寶問題上對VIE的表態，讓業界嘩然。

而在社會層面，企業家永遠都是改良派，這是天經地義的。但社會轉型是否會有動蕩，完全不以企業家的意志為轉移。今天的體制，對已經上船的大企業家是很有利的，一個和柳、馬同級別的企業家就很贊賞中國模式。問題在于，體制對大企業家有利，對草根卻未必。

當下的中國已經充滿怨氣。苦逼的屌絲為你們創造利潤，貢獻身家，在一些場合，自然希望你也能為民立言，多少約束一下權力。結果呢，柳傳志來了一個“在商言商”，馬云更是打了一個拙劣的比喻。二者看起來，都是一副既得利益者的嘴臉。

我們完全可以理解，企業家要養活自己企業的一大幫人，不可能發表尖銳言論，為企業帶來危險。換句話說，他們直言不諱的機會成本是*的。但反過來想，如果社會發生動蕩，財富重新**，他們的利益受損也是*大的，哪怕你今天有幾億用戶。

除了市場和社會因素，社會的價值觀也在變化。十年前，你可以悶聲發大財，十年后，淘寶一代信奉的是“能力越大，責任越大”。十年前，你們是中國的創富英雄，靠個人奮斗成就了自己的“中國夢”;十年后，比爾蓋茨、巴菲特都已經捐出了全部家產。

換句話說，公眾對企業家的預期變了，尤其是你們處于公共輿論場的中心，一舉一動都會被放大。你不可能依賴網絡輿論塑造形象的同時，還可以無視他們的期待。這是鴕鳥心態，而且也不現實。

在我看來，企業家作為社會生態系統中的關鍵一環，應該明白自己與這個社會是共生關系。當這個生態惡化時，他自己會是*終的受害者。明了此理，就應該重新評估自己的社會角色，至少有兩個方向值得努力嘗試。

*是推動商業生態的良性進化，不謀求特權的幫助，對不公待遇發聲，推動市場化進程，這本是應有之意。黑VIE之事是萬萬做不得的。

**是推動社會生態的凈化。在扶貧等問題上，柳、馬是有積極嘗試的。可是當下社會的潰敗，已經不是靠扶貧能解決的，用自己的資源推動法治建設，恐怕才是急務。

說的再直白些，一個既得利益者想保護自己，是不可能不做出政治選擇的。柳的“軟弱論”、馬的“獻給國家論”，就是非常清晰的選擇，也獲得了相應的回報。但這樣的選擇，恐怕也只是權宜之計。

在這個民粹與權貴并舉的時代，除了法治和民主，沒有什么能真正保護自己的利益。這一周來連續的惡性事件足以說明，留給企業家的時間也不多了。想要獲得內心的平和，靠打打太極拳，是解決不了問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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